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将为人民谋福祉为己任，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党以“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”为宗旨，取得了社会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。这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与我们党员干部的克己奉公、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。但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，一些党员干部在新时期，抵挡不住外界的诱惑，丧失为官从政基本道德操守，丧失了党的信仰和理想，奉行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，最终沦为党和人民的阶下囚。

　　历史上我国虽然长期处于“官本位”文化盛行的封建社会，但在修身、正己、治天下传统儒家文化熏染之下，涌现了许许多多的清官，如秉公断案的包拯、不畏权贵的海瑞、清正廉洁的寇准等，时至今日他们的传奇故事仍然在神州大地上广泛流传，为人民所津津乐道。文化自古就是一脉相承的，可以说古代清官身上所蕴含的为官清廉为民的精神，仍然值得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借鉴和学习。

　　官德，也就是从政道德，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，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。官德思想在中国历史悠久，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尧禹时期。西周统治者就提出“以德配天”、“明德慎刑”思想，而孔子则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，形成了系统的儒家“德治”理论体系，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极力提倡“为政以德”与“为官以德”的德治学说。将中国古代加强“官德”修养的内容纳入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中来，无疑是期望通过传统“官德”的学习，重振时下滑坡的“官德”。古代“官德”扎根于历史悠远、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，古代有关“官德”修养的思想非常丰富和成熟，千百年来，中华民族就一直流淌着道德与良知的血液，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之一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

　　古代官德修养包含很多内容，有许多在今天看来值得称道的地方，其中有四字很值得借鉴：一是慎，这是对自身所作所为的一种敬畏，古代官德里包括慎欲、慎权、慎嗜好、慎言行、慎始终。常言道：君子之心，常存敬畏；官有所畏，业有所成。在社会主义中国，无论畏惧的内容具体怎么表述，目的都只有一个，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建设一个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的社会。二是廉，做官应清廉自律，洁身自好，清廉品质是机关工作人员的安身立命之道，失去它，就有可能身败名裂，就有可能家破人亡。三是学，孔子说过：‘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’国家现在提倡学习型社会，学习型领导干部，‘仕而优则学’。其目的就是告诫干部，要当个好官，就必须坚持不断学习。可见，官德修养历经两千多年的洗练凝聚，时至今日对机关工作人员加强自身修养仍值得借鉴。四是勤，为官要勤政为民，不可庸庸散散，即使在仕途不得志之际也应勤政，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贬黜之时，仍然广修水利、筑堤修坝，造福当地百姓，这种“先天下之忧而忧、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高尚情怀至今需要我们很多官员学习。

　　　　自古以来，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业道德要求。但要求标准最高最严的、最受人们重视的则莫过于“师德”和“官德”两种。教师的职责是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，教师是德才皆备人才的培育者，是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自然要“高尚其德”才能“为人师表”。那么，官德为什么同样受到高度重视呢？原因很简单：官德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和社会风气的好坏。在这个意义上说“官德”的意义，比“师德”的意义要大得多。

　　　　关于官德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安危的问题，古人早有深刻认识。孔子认为以德治国才能真正治好国，以德理民才能真正理好民，实行“德治”才能长治久安。既然要德治，自然是要有德者来治，担负治国之责的各级官吏自然要有较高的官德，所以官德问题一直受到高度重视。官吏是国家机器的运转者，是公务人员，其道德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治效能，必须具备公正无私、清廉勤谨的道德素质才能干好公务，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。所以说官职“授有德则国安，授无德则国乱”“德不称其任，其祸必酷”。官吏干公务，自然也需要一定的才能，但首先必须官德好，否则其才越大其害越大，其例不胜枚举，唐朝的李林甫和明朝的严嵩都是典型。国家不能无法制，但法制是人制定的，是人执行的，无德者立法必无善法，无德者执行必乱成法。王安石所说“吏不良，则有法而莫守”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历史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。

　　　　古人也充分认识到官德对整个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的巨大影响作用。鲁国执政大臣李康子向孔子请教关于“政治”的问题，孔子说：“政者，正也，子帅（率）以正，孰敢不正！”意思是所谓政治，就是治国理民者心正身正脚步正，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当官的为人有德，正大光明，即使不对百姓强迫命令，百姓也会听从；当官的为人无德，不走正道，即使强制百姓做这做那，百姓也不会真心信服听从他。官德有先导作用、表率作用。

　　孟子说：“不仁者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”唐太宗说：“用得正人，为善者皆劝；误用恶人，不善者竟进。”选拔有德君子做官，则心正心善的好人会自我勉励继续行善；误用邪恶之徒做官，则各种坏人就会争先恐后地钻进官府。所以，“为政之要，惟在得人。用非其才，必难致治。今所任用，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”。这就是唐太宗一类明君和政治家从总结历史经验中获得的正确认识。

　　　　高尚的官德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通过后天学习和从政实践修养而成。历史上一切清官廉吏无不重视自身官德修养，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坚定不移，持之以恒，赢得清廉美誉，流芳千古。

　　　　在官德修养上的“大处着眼”，就是先要立定居官从政的志向：报效国家，造福百姓。孟子说：“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，与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独行其道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此之谓大丈夫。”一切清官廉吏，无论官位大小，都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、为人民谋福祉、淡泊个人名利、务求高风亮节的宽广胸怀和远大志向。由于立定了这样的雄心壮志，他们的官德修养才有自觉性和持久性，才能节节升华，直达高峰。这实际上涉及的是做官为政的出发点或曰“动机”问题：为“公”则有大志，为“私”则无大志——而且还会沦于邪念恶行。所以明朝清官和学者吕坤深刻指出：“公、私两字是宇宙的人、鬼关。”清朝著名清官张伯行说：“只求做官，决不能为好官。”

　　“宦海莫测，仕途多险”，想在宦海仕途上保持高风亮节、实现理想信念，必须时刻自警自励，“不以小善而不为，不以恶小而为之”，从点点滴滴做起。他们为此记“功过格”，置“座右铭”，写“官箴”“自成约”，悬官署对联自励，定期瞻拜“先贤祠”，日日自省其身，甚至经常征询同僚、吏民意见，虚心接受批评并作自我检讨，等等。可以看出清官明君的臣德、君德修养是大有讲究的，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一步也是相当开明的表现。

　　　　若论官德“修养功夫”，清朝另一位著名清官孙嘉淦的“居官八约”很有代表性。孙嘉淦当官四十年，历经康熙雍正、乾隆三朝，担任过学政、直隶总督、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要职，敢于直谏，在打击豪强、兴修水利、发展经济等方面贡献卓著。他为自己立下了《居官八约》，大意是：对国君忠诚而不自我炫耀；对同僚尊重而不自高自大；不争权夺势；不追逐功名；办事务求兴利除弊；说话务求简明扼要；不结党营私；勤俭节约、艰苦奋斗以保持清政廉明。

　　　　中国古代的官德对唤醒官吏的政治良知、反对官场的腐化堕落起到了一定作用，其中一些思想和做法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。